看到香港人的反抗。希望提出一个关于反抗的技术细节和见解。首先声明,本文没有立场。

首先我们先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管理一个称之为国家政权的千万人生产社会活动,要么这个人是一个不现实的超级计算机并且日理万机,要么就是依靠可以信任的亲信,然后有亲信的亲信......一个金字塔的独裁结构就产生了。

如果这个模型体系运作得当:英明的君主,忠诚又能干的大臣们,那么社会秩序井然有条,生产力也稳定,政权将会积累大量财富,又可以使用这些财政收入完成君王个人千秋霸业:比如对外战争,掠夺人口和土地,收集更多财富。至于是否藏富于名全看君王个人决策,因为既然是藏富于民,富的首先是人民,社会的钱财最终还是可以被国家本身征用的。

那么这个模型的崩溃的原因是为什么?

这个原因也是王朝轮替的原因。这个模型的潜在代价其实是利益换忠诚。一个英明的君主需要品德高尚一心为民请命的好官员,因为这样可以维持其财政来源的稳定,但是这种人不能太多,如果所有官员都是尊重百姓利益的,就很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民意代表,并且一步一步地,纳税人会有政治权利,提出类似于“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因为民众觉醒了一件事情:就是无论统治阶级的武力多么强横,统治是需要他们口袋里的钱来维持的,民主就这样被启蒙了。但是只对君主忠诚并且自觉维护统治的能干大臣虽然是君主喜欢的大臣,但是这样的大臣是远离公众的,自然谈不上品德无私高尚,他们这么做只是觉着对自己是有利。君主会平衡这类达成的人数,使得税收和土地总有奖励的空间,过度依赖某个能臣或者某个官僚团队会造成难赏难封的现象,这也不利于君王统治。

当社会经济总量不能满足统治阶层的流动来交易忠诚的时候,这样的金字塔体系就崩溃了。在这样体系中,贪污行为通常是默许的,因为私密地交易忠诚往往比公开地效忠更加可靠,并且对于权力没有变现途径的官员产生认真工作的动力。问题是,人民生产动力也是需要回报的,勤奋劳作被基层官员盘剥财富用以对上交易人脉关系以攫取更大利益的同时,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下降了。当蛋糕不够分,为官风险有巨大的时候,社会就停滞了。底层的不满会一点就着,而朝廷的财政是无法维持军队的正常运作的。在清朝之前,起义都是过早的,朝廷军队还很有战斗力。而清朝武昌起义之后,几乎没啥抵抗,中华民国就是建立了,打进紫禁城的时候官员都是鸵鸟状态,没有动力有为,也对自己依赖的体制会崩溃不敢相信,如果现今在国企中,安稳的生活总相信国家会兜底,几次下岗潮都学不乖。

君王除了掌握住财政分配的无上权力来玩弄自己的管理层之外,还必须有另外的手段尽量延长自己以及自己家族统治的寿命。因为既然统治寿命是随着社会治理成本不断地上升而减少的,那么另外的办法就是减少社会治理成本。

那么怎么减少社会治理成本呢?主要答案是创造道德。中国古代的皇帝强调的道德很简单:忠孝。后来我们创造的道德是爱国和民族主义。当然最厉害的就是共产主义理想,这创造了中国人历史上忍耐的极限,从来没有一次在死了那么多人,造成那么多次灾难性事件后,一个政权依然稳定,这也许是因为那些年即使中共高层的忠诚也是不需要领袖使用多少现实利益来维持的,因为他们是真的有马列主义理想的。

现代社会还有另外一个减少社会治理成本的重要方式,就是国家信用货币以及各种相关货币政策。因为如此一来,百姓的生活可以高杠杆负债,而国家暴力机构却可以一直涨工资,使得镇压反抗动员力可以源源不断。清朝的崩溃的原因之一也是没有国家货币,而白银流入使得白银的购买力大大降低。

即使有热武器的军队,高科技的情报和警察系统,这些都很贵,统治的成本逻辑这架构模型却始终没有变,反抗的技术也是在升级的。反抗的根本基础也是财富。但首先得有钱,用比特币和藏匿美元等手段把积累财富,其次有类似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这样的非暴力思路,大大增加统治方的管理成本,也有像韩国民主化中利用狭小空间和警察军队巷战这种消耗的思路,但都是要想办法筹集到钱才有和对方统治成本消耗战的基础。而人心和意识形态洗脑在前期可能不是那么重要,普通人是过日子的,其利益心思其实是指向得势者的,普通香港人的和理非比之其他地方的人群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不必要求过多,况且组织和传递加密互联网信息的开源工具是非常多的。辛亥革命虽然在改造中国人思想上不算成功,但是孙中山能够动用的海内外财富是非常多的,所以在形式上革命党人也颠覆了政权。

总结就是,保护自身财富购买力价值不被货币政策稀释,使用各种手段消耗其财政支出,找机会想办法断其财政收入,这样才是反抗取胜之道。

题外话,如果总有颠覆的力量和策略,那么怎样才能长治久安呢?答案是管理者的利益和大多数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且要去中心化防止单点风险,或者每4年讨论咋们是不是换一个单点以规避风险。